从古先贤“权有无，均贫富”的圣王治世之道，到“货不藏己，力不为己”的大同理想，从“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草民流梦，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庙堂情怀，千百年来，代以袭之的共富梦想，或曾左右摇摆误入歧路，绚丽欲放却亘古同一。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从来就不是凌空虚蹈的感召，它绽放于坚实的大地之上，向着阳光的方向热烈生长。历经风霜，化育滋养，生生不息。

　　时间进入新中国，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喑哑年代遽而转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雏形初展，重要关口义无反顾的历史抉择，释放出无可比拟的创富活力。“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农村改革策源地小岗村、“最著名农民”吴仁宝……民间先富试水，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时代先声交响，邓公南巡讲话，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讯息传遍。一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在神州上空激越铿锵。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在21世纪的今天愈发显耀睿智的光芒。他的共同富裕理论体系，成为共产党人汲取营养的精神富矿。国家主席习近平系统阐释中国梦的3·17讲话中，在宣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之后，向国人发出“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庄严昭告。这是风云激荡30年后的再出发，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中绕不开的路径选择。

　　实现中国梦，共同富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它检验梦想成色，也是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尺。中国梦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如何抵达，由是而成摆在我们面前古老而全新的议题。

　　30多年来，先富群体由民营企业家领衔，到向IT精英转变，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进发初露端倪，社会经济总量的蛋糕也随之越做越大。不过与这一进程极不相适应，先富—共富的理论模型，始终未能落地生根而化为生活的常青。取以宏观的视域省察，共同富裕当然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演进，乃至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外部环境，但若寻幽探微，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对于工资性收入是主要甚至唯一收入形式的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公平而正义的劳有所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根本前提和必由之路。共同富裕虽非整齐划一的均富，富裕却定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让人人得以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人生才有共同出彩的机会，梦想才有共同成真的机会。

　　过去若干年，着眼城乡、地区、行业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节节攀高的现实，分配政策的流变，业已清晰显露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的对治轨迹——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明显，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及救助体系初步建成，涉农补贴力度加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财政转移支付投入更多，扶贫力度逐年加大……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回应人民热切期待，前所未有地上升到顶层设计的高度。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的理想图景，正有望次第开启。

　　劳动是创富的源泉。在收入分配的大格局中，初次分配意义上的劳有所得，是整个分配链条中最初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民生之本，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应给予当得其分的重视。虽说以税收手段为主的二次分配、慈善救助的三次分配都有再调节功用，力度却显见渐次衰减。劳动创造价值，劳有所得的意义已毋需过多阐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早在他那本著名的《国富论》里就已论断，“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劳动价值的不变性，经由此解而朗朗昭然。对劳动价值的真实体认，让“提低、扩中、限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思路，有了赖以仰靠的理论基底。

　　然而正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分配领域，情形亦然。劳动者收入长期占比偏低，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未能建立，过高的垄断性收入以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都是逼仄而又不能无解的难题。“房氏家族”成员的陆续登场与倒伏，只是这系列难题中一个单向度的注脚。更多更广的分配公平诉求，于劳有所得的全民讨论中持续发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困境日益凸显，阻力成倍放大，确是不争事实。但越是困难重重的时刻，我们越须认识到“改革有风险，不改革就会有危险”，当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将改革推向深入并释放出更多的红利。人们有理由期待，公平吁求的声音必被倾听，社会公正的基石必将巍然伫立。那理想的盛景，便是劳动本无贵贱，劳动者原有尊严，“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