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耀邦看来，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和途径。

共同富裕

　　文/黄文夫

　　针对全民所有制所有者缺位及“一大二公”的弊端，胡耀邦提出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破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真正实现“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一)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一个根本性政策和途径

　　我国经济改革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确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二是所有制改革，构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包括调整所有制结构，寻找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胡耀邦是最早提出所有制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党的领导人。1964 年11 月至1965年6月，主持陕西工作期间，就很有远见地提出了要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不能光靠国营企业，应该大力发展手工业、副业进而发展地方工业，这样既可以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又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1969年，胡耀邦上书毛泽东，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他主张农民举办适合自己特点的企业。1977年，他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为阵地，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大砍特砍的现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明确强调反对把单干同发展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同时反对把劳动方式同社会制度混淆起来，认为分散劳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1983年湘西之行时提出，搞活山区经济，最重要的环节是发展商业专业户、商业联户、长途贩运专运户。解决流通问题光靠国营商业不够，加上合作商业还不够，还要发展个体商业。

　　他在农村改革中极力主张农民以各种形式，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在当时多数中央领导对社队企业并不看好的情况下，由于胡耀邦为首的一批领导人的支持和农民自己的创造，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到1985年其产值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赞叹“没有想到”。

　　胡耀邦提出的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他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是人们对中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具有经营自主性的“非政府经济”给予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它相对于国有(营)经济而言，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所有非国有经济。

　　在经济学界，率先提出并坚持所有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我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接受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并由此形成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的观点。当时对所有制的研究侧重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很少。同时，对所有制的理解一般很狭隘，只把它单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归属;并静止地看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发展的过程。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大肆鼓吹“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在所有制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粉碎“四人帮”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1978年9月，董辅礽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1979年1月，他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尖锐地批评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直指传统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弊病。1985年在牛津大学作访问教授时，董辅礽进而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有公有制经济，而且必须有非公有制经济，并以“八宝饭”比喻作为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此后在时起时伏的论争中，董辅礽始终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胡耀邦则以其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全力支持集体所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认为集体和个体所有制经济自负盈亏，劳动生产率高，实际上比全民所有制进步的多，积累多，对国家贡献大，主张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1983年8月，胡耀邦在会见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代表时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城镇集体经济事业是支持的，对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做出贡献的同志表示敬意。”

　　胡耀邦批评了社会上那些“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的陈腐观念。他指出，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很不明确。究竟谁光彩不光彩，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纪律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他把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经济称之为光彩事业。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科技领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非常赞赏和爱护，并大力倡导。他特别支持并倡导体制内科技人员和国企职工创办民营企业包括高科技民营企业。1980年，由胡耀邦主持制定对北京建设方针的四项重要指示中，提出北京要发展的工业中包括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业。首都科研人员率先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成立了国内首家民办科技机构。1983年，在这个机构遇到困难时，胡耀邦批示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予以全面的指导和促进。有了中央领导的支持，科研人员离开原体制、活跃在中关村(000931,股吧)科技市场的人越来越多，民营科技企业逐步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中国共产党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和不断深化的探索过程。非公有制经济也经历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发展”、“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胡耀邦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为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胡耀邦看来，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经济的多样性发展是不可少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胡耀邦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一个根本性的政策和途径。

　　(二)“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第一个也是使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多的一位(参见孙业礼：《几代领导人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与追寻》)。

　　共同富裕的目标，得到了当时正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的响应。1955年11月22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告全国工商界书》发出倡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

　　胡耀邦针对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弊端，提出的“全民皆有，全民皆富”的理念，与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共同富裕的概念，通俗易懂而为人民群众所能够接受。胡耀邦认为，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人民大众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人民希望我们共产党干什么?第一是领导他们翻身求解放，第二是领导他们富裕起来。引导人民靠勤劳尽快地富裕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根本观念、根本立场，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

　　当年在浙江，有人听说胡耀邦来了，笑嘻嘻对他说，我们浙江有句话你听说过吧?“一辆摩托两个筐，收入超过胡耀邦。”他回答，那太少了，要富乡又富民就好了。谈到致富的问题，他要大家掌握三条界限：第一条，领导大家致富的，表扬;第二条，自己能够带头致富的，保护;第三条，夹着一些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加以引导，但不要去算人家的老账。免得让人误会为不让致富了。治穷致富，你们浙江算是带了个好头。还要努力哟，一省富不算富，全民富才算真正的富。

　　视察云南文山壮族、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昭通时，胡耀邦说：你们州、县、区、乡的干部，带头下去搞调查研究，每年拿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下面访富问计，访贫帮富，访贤求能 ，这个工作做得很扎实。河北保定地区22个县搞每年人增百元致富大讨论的做法也很好，增不了百元增50也好。可以先从一户摸起，帮找致富门路，取得经验再一村一村、一乡一乡推广。这个办法就是依靠群众来致富。胡耀邦希望各级干部带下去“两个促进”、“两个提高”。一是促进干部领导群众治穷致富本领的提高和干部思想的提高;二是促进农民治穷致富的本领和思想的提高。干部群众互相促进，互相提高。扶助农民，帮他们想办法，出主意，由农民自己做主，自己发财。

　　其次，胡耀邦主张通过全国全面改革开放，消灭贫困、共同富裕的体制障碍，东西部平衡发展，实现各阶层共同富裕。

　　1983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有关部委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empirenews.page--]

　　1984年1月，胡耀邦在贵州省直各部门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要积极推广。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否尽快地使人民富裕起来?这是党内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地区、各部门工作对与不对、做得好与不好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胡耀邦特别重视东西部协调发展。自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的几年时间里，多次深入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等西北、西南地区考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率先提出了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当时的经济日报曾组织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在报纸上开辟《西部研究与发展》专版，传播这些研究成果。1985年8月，经济日报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和西部各省区政府，在兰州召开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西部各省区副省长(副主席)率队参加了会议。会后，经济日报还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加快西部发展的建议。1986年7月1日，一张致力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开发,促进东、中、西部的交流、合作和发展的报纸——经济日报(西部版)正式出版,向全国公开发行。

　　1985年6月间，胡耀邦经晋东西渡黄河视察陕西府谷、宜川、神木等8个县和几个地委，希望他们不要只看到一点土地 ，山山水水都要开发，能把陕北建成两个宝库：一是神府煤田这个地下黑色库;一个是乔灌(木)草这个地上绿色宝库。要开辟多种门路，煤不能只搞外销，也要就地消化，能快能省能富民。还可搞刺锈、服装、编织等等。广大干部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深入实际，要把本地区的优势摸清摸透，充分发挥出来，治穷致富。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奋斗，一定能赶上甚至超过平原地区。他在商南、丹凤、洛南、潼关四县对干部群众说，“一定要认清山区的发展形势，山区的发展前途。要立足本地资源，一村一户地具体帮助群众致富。朱老总曾给武汉题词：‘东湖暂让西湖好，将来要比西湖强’。我今天借用到你们山区，来个‘山区暂让平原好，将来要比平原富’。”

　　第三，既要打破“平均主义”的束缚，又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切不可在贫富之间再刮“共产风”，再吃“大锅饭”。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胡耀邦的讲话，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受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有些同志把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同等富裕，看见有人冒尖，就怀疑是姓“社”还是姓“资”。经营管理和分配中的“大锅饭”长期被奉为“社会主义原则”，以致合作化、公社化搞了20多年，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没有少花力气，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仍然有1/3左右的生产队每年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过着“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日子。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政策以来，短短5年时间，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胡耀邦认为，在一个有多种矛盾并存的经济体中，各种矛盾若能组成一组矛盾的上升运动就是正常的经济秩序。平衡好，也不是绝对的好，不平衡不好，也不是绝对的不好，只要经济的平衡和不平衡两者的运行，有如波浪式的发展，滚滚向前就是良好的经济运动。当然也是消除贫富悬殊、共同富裕的最好办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后富赶先富的热气腾腾的局面。事实雄辩地证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好政策，是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

　　即便是先进部分帮助落后部分，党和政府也要采取“说服的办法”，使贫富双方形成兄弟般的支援和受援关系，落后部分也要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积极追赶。这才是解决贫富悬殊的积极平衡。

　　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像邓小平1985年3月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时所强调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三)光彩事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1994年4月23日，全国工商联七届二次常委会上，方小文、王力、王命兴、刘永好、汪远思、张芝庭、张江平、范建中、周晋峰、韩伟等10位民营企业家，联名发出倡议《让我们投身到扶贫的光彩事业中来》，希望民营企业家为老少边穷地区兴办项目、开发资源、培训人才，促进共同富裕。倡议书把扶贫活动命名为光彩事业，是对胡耀邦“光彩讲话”的呼应。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北京成立。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为首任会长，支持发起并致力于光彩事业、时任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胡德平为副会长。各地随即先后成立光彩事业促进会。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福建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光彩事业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一面旗帜，是新时期统战工作为经济中心服务的新创举，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桥梁。”

　　光彩事业是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为响应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而发起实施的一项社会扶贫事业。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光彩事业以民营企业家为参与主体，包括港澳台侨工商界人士共同参加，以自觉自愿、量力而行、互惠互利、义利兼顾为原则，面向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以项目投资为中心，开发资源、兴办企业、培训人才、发展贸易，并通过包括捐赠在内的多种方式，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至2014年底，光彩事业累计实施光彩事业项目59528个，到位资金9371.84亿元，培训人员986.94万人，安排就业1246.86万人，带动2160.48万人脱贫，公益捐赠1893.91亿元。

　　2015年10月17日是中国第二个“扶贫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和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联合启动了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此行动是以民营企业为帮扶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为帮扶对象，以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3-5年时间，动员全国1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一万个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启动仪式上，河北、辽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区的26个民营企业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村分别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到2016年8月，不到1年时间，已有2.2万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了2.1万个村。民营企业已成为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的生力军。

　　20多年来，广大民营企业家通过参与光彩事业，进一步增强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意识。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感，增强了回报社会、服务群众的自觉性，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了积极的人生追求，形成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事业精神。

　　中国光彩事业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2000年10月8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正式会议授予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特别咨商地位;2003年10月6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取得了联合国贸发大会特别观察员身份。

　　中国光彩事业是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这一实践还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创造了积极向上的并在经济活动中切实可行的社会信念。从“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到义利兼容、德行并重的理念，光彩事业把对人的关爱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与追求企业利润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它不仅为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提供一种发展信念和道德外力，它更是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之外的和谐剂。可以说，它是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走向竞争的和谐这一历史性跨越中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新的生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