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长足发展，我国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改善，农民从普遍贫困状态中摆脱出来正逐步迈向全面小康生活。尽管如此，农民还远未达到共同富裕的程度，从总体上而言农民没有改变社会的弱势群体地位。

共同富裕

　　富裕没有固定的标准，它是个相对的概念。所谓富裕是基于人们的需要和享受而言的，如果物质水平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和享受可称之为富裕。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言，“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打了个生动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么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350页)。尽管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他们跟城市居民生活水准相差甚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改革初期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曾从1978年的2.57下降到1985年的最低水平1.86，但从1985年以后却逐步反弹，2000年达到2.79，2002年升至3.11，2009年继续维持了2007年的最高比例，达到3.33。

　　再从城乡恩格尔系数来看，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早在1996年就从1978年的57.5%降至50%以下，而农户恩格尔系数直到2000年才从1978年的67.7%降至50%以下，2007年仍然维持在43%，二者差距明显(参见图2)。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家庭的全部支出中饮食费用所占的比例。一般地，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简单地说，这个比例数字越小，表明生活水平越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如果仅从恩格尔系数来说，我国农民家庭在1980年代初期整体上处于贫困状态，直到2000年才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今虽然基本上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但尚不富裕。

　　我国城乡差距是历史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穷二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依靠自力更生来发展国民经济，其中，主要是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支持城市工业的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城市居民生活逐渐好于农民生活，但是，直到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向国家交纳农业税费历来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负担的加剧，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政策调整力度，试图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等一系列城乡统筹措施，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从2004年到2010年，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始终把农民增收、改善民生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且逐年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根据财政部门统计，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4318亿元，比上年增长22.8%;2008年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5955.5亿元，比上年增加38%;2009年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161.4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地方财政支农投入也不断增加，“三农”投入规模创历史新高。从2004年到2009年的6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幅在7.7%以上，6年人均纯收入的绝对额将近翻一番。但是，由于历史欠账较多，“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不高，难以扭转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我国贫富差距除了地区性因素以外，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

　　有学者认为，过去10年中我国农村人口内部的基尼系数变化不大，始终在0.30左右徘徊;相对于农村地区，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于城镇部门，我国城镇部分的基尼系数虽然增长速度可观，但目前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没有超过0.35。我国目前两部门的基尼系数都不算大，但加总基尼系数却增加甚速，其原因之一是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快速增加，原因之二是城乡两部门之间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目前我国的加总基尼系数不会低于0.43，城镇农村两部门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不会低于0.52。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成为中国式难题。

　　如果把农民概念进一步限定在从事传统农业或不稳定就业的外出务工群体上，解决这些农民的富裕问题将更加困难，也更加具有目标瞄准价值。首先是因为从事传统农业的小农由于自身经营方式的落后和比较效益的低下不可能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中走向富裕;而大量不稳定就业的外出农民工也只能在传统农业之外获取有限的现金收入维持家庭的日常运转而已，也不可能过上富裕或体面的生活。这些弱势群体人数至少仍然占有农民总数的80%以上。

　　显然，解决这么庞大的农民富裕问题，只能一靠减少农民人数，二靠提高农民福利。对于前者，要通过城镇化、工业化等途径尽量把农民变为市民，并能够实现稳定就业，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后者，要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着力提高农民的总体福利。

　　提高农民的福利是当前的头号民生工程，理应摆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并把它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所谓提高农民的福利，不单包括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而且还必须包括保障农民的各种公民权益，让农民过上跟市民同样富裕、体面的生活。提高农民福利不能单靠政策优惠和支持，也不能依靠所谓的“先富”带“后富”式社会动员，还需从制度安排上建构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秩序，进一步优化社会分配结构，切实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改进社会分配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