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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困山区里的“城镇化纠结”

2017-07-06 A- A+

   62岁的李银才与贫困抗争了一辈子,在卸任甘肃省清水县山门镇白河村党支部书记后,去年在距离村庄十几公里外的镇子上开了一家建材铺子,想“更好地发展”,期待“让孙子接受良好教育”,与贫苦彻底告别。

贫困山区

贫困山区

  与很多“外出”的山里人一样,定居在城镇里的李银才一边念叨着“待在山里没发展”,一边又在城镇周边租了几亩地,种植一家人所需的粮食和蔬菜。对于山区里的家和田地,他也舍不得放弃,并定期回去打扫院落,四处看一看,“百年之后,那毕竟还是我们的归宿”。

  耕地稀缺且贫瘠,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靠山却“吃”不了山……当了16年村支书的李银才对白河村的传代贫困“如鲠在喉”。他说,尽管近年当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善,但外出务工依然是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

  “就是务工,也要走出大山,待在城镇上,机会总是要多些。”李银才曾不止一次地“动员”村民想方设法往城里挪一挪,但在“故土难离”情愫影响下,这些年仅有8户人家搬到城镇生活,并保留着村里的房屋和土地。

  更多在镇子上租房“陪读”的村民,则常年辗转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几年前,56岁的苗天宝在镇子上买了楼房,但至今一家人仍“赖”在山区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城里的房子,主要是为了给刚会走路的孙子以后上学用。

  一场雨水过后,院落一旁空地上种植的韭菜窜高了一截,炕头上一窝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蹒跚学步……苗天宝对眼前的乡村生活颇为满意。

  “七八年前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短短数年间已吃喝不愁,道路修通让出行不再受阻。”苗天宝告诉中新社记者,他不打算离开村子,在山里住惯了,平时能随意串门拉家常,但城里家家户户的门都上着锁,“很不习惯”,农忙之余还能进山挖点野菜、中药材换点零花钱。

  在山大沟深的陕西紫阳县高桥镇板厂村,贫瘠的农田产量长期得不到保证,有七成村民长年在外从事“修脚产业”,虽然辛苦,收入也还算可观。很多村民住的地方没有通车,移民搬迁成为较为普遍的脱贫之路,一些村民在镇子上买了房子,但一些老人仍不愿意“下山”。

  “在镇子上买了房的年轻人不愿上山住,但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们又离不开,年轻人又必须回村里照顾老人。”板厂村村支书金顶鑫说,一些村民对是否搬迁也表现出了纠结。

  5月,云南省宾川县萂村已进入雨季,小雨每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74岁的白族老人张学慧坐在自家门檐下修剪着一盆盛开的红色茶花,面前小院里几十盆大大小小的各色花卉在雨中更显娇艳。

  “这院子就是我的小天地,城里哪有这样的条件呀。”张学慧抬头看了眼院子,手上的活不停。多年前,随“跳出农门”的子女们兴冲冲地奔向城市生活几年后,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萂村的这座旧房子里。

  初中毕业的张学慧曾是村里的“高知女性”,特别注重四个儿女的教育。“虽然那时日子苦,家里种着五六亩玉米,老伴儿常年在城里打工,但还是坚持让孩子们读书。”她说,1983年,大儿子张艳峰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多稀罕,我特高兴。”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大儿子移民美国,其余三个儿女陆续在城市扎根。儿女们在大理州府所在地给老两口买了套房子。“高档小区的房子倒是很好,我们还是不习惯。”张学慧说,在村里生活了一辈子,走街串巷都是熟人,可在城里没朋友,邻里间也不怎么热络,一到下雨天更是憋在屋子里无所事事。

  三十多年来,中国内地的城镇化发展如火如荼,但不少农民在其身份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了纠结,常年辗转城镇和乡村两端。近年来,这种城镇、乡村“互寂寥”的生活方式,引发“空心村”等现象。

  有专家对此指出,在当前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村庄聚落形态的改变是必然现象。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是缩小版的城市。

  因为拗不过老人,2008年,张学慧的儿女们出资把家里的老房子重新翻盖成两层白族小楼,精致淡雅。“落叶归根的观念在父母心里根深蒂固,他们离不开了。”二女儿张艳萍说,父母年纪渐渐大了,需要人照顾,等安顿好城里的生意,就回村里陪他们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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